1954年《宪法》第2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26]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种循环性的实践可以认为是内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与分权矛盾。
1982年宪法第117条是对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规定。国家改变了对企业的高度集中管理模式，在不改变企业所有权关系的前提下给予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可支配财政权，这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积极性。《共同纲领》的这一规范内涵在建国初期的法律文件中得到了印证。[4]参见刘剑文：《地方税立法的纵向授权机制设计》，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13页。其二，对于事权和支出责任都归属地方政府的项目，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证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33]即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占当年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还应通过不同类型经济数据对地方经济形势、财政形势进行监控，以宏观调控手段全面掌握地方财政情况。经验研究显示，尽管民以食为天，近四成受访民众根本没兴趣找食品安全处罚信息，该比例在受访食品行业从业者中更高，接近三分之二。
也有人会指出：《条例》第20条第6项和《行政处罚法》第48条第1款均规定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就是在明确以公开为原则的基本逻辑不适用于处罚决定宪法宣传教育旨在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宪法自觉和宪法认同，进而引导各社会主体参与宪法实施。[37]参见谭清值：《合宪性审查的地方制度构图》，《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未来，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建设工作中，应该坚持依托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统筹推进各项制度的体系化工作。
[35]参见朱姗姗：《论法院合宪性预审机制的建构-——激活〈立法法第99条第1款研究》，《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8期。引领性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确定宪法全面实施的根本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1]宪法全面实施必须依托于一种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党关于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的论述回应了宪法全面实施不断深化的时代之需。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实施属于一种静态层面的倾斜性形态，仅部分条款得到较好实施。第三，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在宪法全面实施面向下，沿着立法活动中宪法理解的框架探讨，作为宪法全面实施主体的国家机关着眼于依宪行使权力，构成宪法实施主体性制度的重要内容。
2018年宪法修改将党的领导写入正文部分，使党的领导获得最高规范表达，党领导宪法全面实施也具有了直接的规范依据。当前立法层面的审查基准还有若干不足之处，如审查标准与审查基准混淆使用、相关法律对审查基准的认定不一致、未能准确界定审查基准的内涵等。合理地处理多元实施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它们既能各司其职，又能互通联动，也是宪法全面实施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当代中国宪法制度和实践为基础建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是体现中国自信、彰显中国志气、发挥中国力量，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宪法自信的关键。
[17]具体而言，宪法结构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宪法规范和抽象的宪法原则及宪法精神，宪法结构的外在构成要素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宪法全面实施还要求保持多种宪法实施方式的协调性，避免它们陷入衔接上的断裂或冲突。
关于宪法与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指向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统一、央地关系和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创设与实践都会受到人类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制约，任何一种单一的宪法实施方式都不可能完成全面宪法实施的使命。
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包含了承担不同功能、对应不同环节、指向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方式的不同部分，不同部分之间相互协作、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系统完备的统一整体。（三）宪法全面实施应立足于制度体系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重大制度和重大事项，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庞大体系。[13]这一点也得到现行宪法规定的印证，呈现为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人民力量为基础、以宪法监督机关为专责主体，并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相互配合、共同参与的立体化格局。依宪司法包括依宪预审及后续的系列司法审判活动。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首先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即将党的领导贯穿到框架性制度、主体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过程中，并建立能够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引领性作用的制度平台。根据这3个标准，对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分别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考量，要求重点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在构建制度体系上下功夫，筑牢根本性引领制度、完善框架性制度、强化保障性制度和构造各领域主体性制度。
[40]与此同时，在各级人大系统内部存在一个非正式、但相对常规化运作的合宪性控制机制，[41]同样构成宪法实施的重要部分。具体而言，宪法解释制度和宪法修改制度指向宪法实施内容正确性的保障。
宪法全面实施的评估制度作为检验宪法全面实施实效的重要保障制度，应该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对象、评估程序、评估后果等基本要素。在现行宪法体制下，主要由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机制承担宪法监督的功能。
[36]但是，目前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工作机制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机制均尚未完全建立起来。[36]参见刘松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保证宪法实施的地位和作用》，《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
另一方面，也高度依赖立法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法治运行体系。（四）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保障性制度首先，需要通过建构更加成熟、有效的宪法理论研究制度，激励宪法理论研究者提炼中国宪法经验、讲好中国宪法故事、形成中国宪法理论。（四）保障性制度保障性制度是指通过宪法宣传、教育、研究为宪法全面实施提供基础保障。[29]相反，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的背景之下，备案审查制度指向的合法性审查应当被界定为合宪性审查的前置提请机制。
[31]四、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的具体路径（一）健全党领导宪法全面实施的引领性制度当前，党的领导虽然已经入宪，但是仍然存在如何将党的领导规范化地融入到宪法实施全过程的问题。另一方面，党对宪法全面实施的领导在部分领域还不够全面有力，如党支持各级人大、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全面实施宪法的制度机制尚不健全。
第五，完善宪法监督制度。cn/2016-09/20/content_26845233。
因采用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视角等差异，对于宪法实施方式的理解，在宪法学说中也可谓繁复多样。一方面，党的领导在宪法全面实施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对这些经验进行梳理，形成规范化的制度。
其次，需要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强调宪法实施、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的系统推进，意味着宪法全面实施不仅要坚持宪法的间接实施，也要着眼于激活和推进宪法解释、宪法监督这两种直接实施方式，避免宪法实施处于跛脚状态。并且，未来依宪决策和依宪施策制度的建设，仍然需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当前备案审查大多数情况下在沟通协商阶段能够达成共识，或者通过督促约谈措施，促使制定机关积极纠正问题。
宪法的全面实施需要融入宪法动态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离不开宪法修改制度、宪法解释制度的运用。治理效能是国家制度体系实践应用的结果呈现，同时也是宪法实施效果的重要表征。
[7]参见《宠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322~325页。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新时代宪法全面实施的部署，遵循一套特定逻辑：[20]（1）推动新时代宪法全面实施属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总体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构成国家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实践中，依宪决策尚未进入规范化轨道。进入专题： 宪法全面实施 制度体系 。
